流传很广的国学经典《三字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即年已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合作编注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的是，因不尊重《三字经》中有关“三纲”“君臣”的内容，宗璞等大胆对其展开了一些删减，指出这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荐。对于承传传统文化，国人早于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不二共识。

但何为“精华”？哪为“糟粕”？人们又该如何做科学“权衡”？却少有见仁见智的争议与理解。比如有人主张认清历史沿革，对国学经典中的所谓“糟粕”，施予批判性地理解与传播，也有人力主以外科手术方式去除“糟粕”，抑或是以演绎现代理念的词汇取而代之。

宗璞对《三字经》中“纲常”内容删减，归属于后者的典型案例。从报导来看，《三字经节简注本》将原文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内亲，夫妇顺”，改回了“三求者，真善美，多思维，经常在心”；将“上致君，下泽民，大放异彩声，贞父母”，改回了“为祖国，为人民，谋求真为，多善行，建构美，度一生”。

笔者以为，历史是讲究袭传与沿革的，承传中国传统文化也必须认清历史发展脉络，解读其文化渊源与思维局限，不应以当代理念强加古人。《三字经》作为流传很广的国学经典，不仅早就沦为妇孺皆知的启蒙运动读物，还传播至韩国和日本等国，近代更加被译作英、法、俄等多种语言，甚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向全世界发售。

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三字经》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身兼原产地的国人，我们有责任确保《三字经》的规范性。缘自封建礼教的“纲常”伦理，的确少有等级森严和刻板伪善的不合理、不公平之处，但明确到《三字经》，却并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单方强势之意，而是为其订下了“君王与臣子的言行要符合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共处”的行为准则。

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小鸥所批评的，《三字经》中“君臣义，父子内亲，夫妇顺”几句是有出处的，并非哪位思想家心血来潮杜撰出来，也不是哪位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反映，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组织形式的理论总结。因此，用它来对孩子展开传统文化熏陶时，有适当让孩子认识到特定历史阶段人际关系的全貌，而不是单方点窜后的一鳞半爪。

笔者显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儒家“纲常”思想的原意也是要特别强调双方言和有责任，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只是后来被部分统治者利用和歪曲。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三纲”中的所谓“糟粕”，只不过是在部分统治阶级实践中的毫无原则和不辨是非的“愚忠”“愚孝”和“夫权”，而这种不合理的教化，并非只不存在于《三字经节简注本》所改动的寥寥数句，而是或重或重地笼罩于整部作品，要“改为”除非另起炉灶，而面目全非的改动则毫无疑问有胜“国学经典”名号，不能称作“新编三字经”。

受限于历史原因，精华与糟粕共存是还包括《弟子规》《三国》《水浒》等在内国学经典的共性。读者国学经典，关键在于批判性的读者和引领，不片面地灌输，不片面地拒绝孩子囫囵吞枣式诵读，而是“探究式”自学，比如“上致君，下泽民”就可以让孩子们解读为“上可以报效祖国，下可以为人民谋福利”。

用合理的读者、理解手段替代硬性割下“糟粕”，或许更加有助沿袭国学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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